在全国人大历届副委员长当中，有一位出身民族资产阶级，数十年来被海内外称为"红色资本家"的传奇人物。他就是第八届和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光英。

　　难忘的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

　　王老曾当选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谈到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的情景，今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分外激动，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怀。他说: “我是作为天津市工商界代表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有1226名代表，代表着全国6亿人民。我为自己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感到无上光荣。”

　　王老还说：“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是9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的。那时开大会代表的座次是按姓氏笔画排的，由于‘王’字的笔画少，所以我的座位在面对主席台的第一排。每次开大会时，我都能近距离的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风采，聆听他们的声音，使我感到很幸福。我深知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来之不易。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枪林弹雨；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才取得了革命成功，迎来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那时，我就暗下决心，永远听党的话，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做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

　　王老回忆道，“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致了开幕词；刘少奇作了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那次大会通过了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几个重要法律，并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还选举了新的国家领导人等。从9月16日至26日的10天时间里，会议就各项主要议程进行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整个会议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民主和融洽的气氛。特别是分组讨论时，代表们争着发言，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和批评意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也非常重视代表们的意见，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难忘的1954年9月，难忘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从那时起我国的一切国家权力开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集中行使了。这是我国政治进一步民主化的伟大成就。

　　“红色国舅爷”

　　王光英生于“五四运动”爆发那年——1919年的农历7月17日。王光英的父亲王治昌是民初北京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政治上属于革新派，因不能忍受北洋军阀丧权辱国，于北伐战争前一年息影京门，不再做官；抗战中，他不顾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并支持他的夫人掩护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受到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赞许。王光英的母亲董洁如早在五四运动前就要求妇女从封建压迫和束缚下解放出来，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最早的学生。她曾有三位亲友与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烈士一起在军阀的绞刑架上就义。她养育的十一个子女中，有六个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共产党，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其他几个也都是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光英的妹妹王光美嫁给了中共领导人刘少奇。１９５９年４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此后，外电有称王光英为“红色国舅爷”。十年浩劫，刘少奇蒙受了千古奇冤；王氏家族因受到刘少奇的牵连，险遭灭门九族之灾；王光英蒙冤被关在秦城监狱8年，吃尽了苦头。

　　“红色资本家”的来历

　　1938年至1943年，王光英是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过一年助教。王光英在校成绩优秀，因而就有工厂请他以技术入股作为股东。于是，他成了王家诸多兄妹中唯一的以技术起家的资本家。1944年，王光英与友人合伙在天津创办近代化学厂。这是一家中小型工厂。正值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形势非常酷烈，他冒着很大的风险，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把一批批军需物资、医疗用品运到平津周围的解放区。在这些军需物资中，也包括了他的化学厂生产的可用来制造导火索的高纯度硫化氰。因为爱国，他后来还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坐过日本宪兵队的牢。

　　1955年末，中国掀起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该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当时正在开会的全国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改造问题。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身体力行，积极带头投入这场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把自己的私营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

　　1957年4月22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应邀访问中国，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由东北转道天津赴上海访问。飞机停落在天津机场时，已时近中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贵宾室里请伏罗希洛夫一行吃饭，同时让天津的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朱继圣、毕鸣岐、王光英作陪。席间，周恩来总理示意王光英向伏氏敬酒。王光英满满斟一杯酒，走向伏氏举杯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也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唯一正确应走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翻译把这段话译成俄语，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对王光英说：“使劲地为这位同志的话鼓掌啊！……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国经过长时期的流血革命，现在找出一个不用流血的而用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接着又说：“再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造，你们一定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那时，人们一定会忘记你们曾经是资本家。”说完，他热情地拥抱了王光英。

　　当伏罗希洛夫与王光英拥抱时，周总理在旁风趣地说：“你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以后，香港及外国报纸上常称王光英为“红色资本家”便是由此而来的。

　　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

　　拨乱反正之后，王光英曾经从政，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在天津，他还担任过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改革开放中，王光英被国家委以重任，担任中国光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是国内第一家驻香港公司，王光英以他丰富的经验，领导光大公司用中外合资的方式搞了很多大型的建设项目，如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等。光大公司还在国内参股建了5家大楼和酒店，其中较大的是53层的京广大厦。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七、八年时间，领导光大公司以引进海外资金为主，投资上百个项目，为我国一些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国家能源、原材料工业及运输能力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经营才干和业绩举世瞩目。

　　为了民族的振兴，他曾经几度从商；为了国家的强盛，他又几度从政。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王光英都做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后来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不论别人有名无名，他一律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并且送客时照例亲切地送到电梯口，等到客人进了电梯才回身，他的这种平易近人的举止颇为人们所赞赏。

　　1993年，74岁的王光英再一次离开经济领域，出任8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了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王光英投入了极大精力。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经济建设纳入法制化的道路，使国家经济得到长足稳定的发展。他不仅用了很多时间到各地视察，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参加执法检查及许多项的立法调研，足迹遍及全国。他还尽自己的最大可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开展各种有益于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有益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有益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动。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种研讨会、博览会上，使各界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1998年，年近80的王光英再度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年事愈高，王光英的工作愈繁忙。据一位记者统计，王老曾经在一个月时间里，就参加了19次外事活动，会见了14个国家的18个代表团和个人。他重视弘扬民族文化，热心教育、慈善事业和关心培养青年企业家……被大家称为社会活动家。这正如他所说的：“我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已经有几个‘轮回’，每个‘轮回’都开拓了我的视野，增加了许许多多老朋友、新朋友，因而每经过一个‘轮回’我的工作范围也比以前更扩大……”

　　晚年的王光英依然生活的十分充实，十分繁忙。岁月的流逝，使他花白的头发渐渐稀疏，但他的双眼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同夫人应伊利结婚已经60多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两位耄耋老人同甘共苦，携手共进的爱情的故事显得更加真诚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