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21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共同举行“李烛尘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丁关根代表党中央讲话，指出：“李烛尘先生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忠贞的爱国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李烛尘先生又是著名的实业家，我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开拓者，我国民族工商业家的楷模。”

　　李烛尘，原名李华榗，字乘竹，1882年9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永顺县茅坝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李绍贤，是个勤劳的农民，家有十几亩薄田，在茅坝乡开了一个小饭馆，家境虽然不算富裕，却也温饱有余。

　　李绍贤对李烛尘寄予很大的希望，在李烛尘4岁时就送他到本村读私塾。虽然是贪玩儿的年龄，但他刻苦用功，在伙伴儿中显示出他的聪明智慧，10岁左右就读完了“四书五经”。以后又到离家20里外的西库读书。

　　1900年李烛尘参加了科举考试，考中秀才。永顺县知县还送来了“大乡拔秀”的匾额。李烛尘考中秀才后，茅坝村开明士绅郁园初主动上门提亲，愿意把自己的二女儿郁菊花嫁给李烛尘。李烛尘和郁菊花从小相识，心中自然高兴。就在这年，李烛尘成亲了。郁园初和郁菊花非常支持有抱负的李烛尘求学上进，李烛尘以后上学的费用几乎全是郁园初支持的。

　　1905年，李烛尘考取湖南常德西路师范学堂，他一个人担着行李，从茅坝乡出发，一路上翻山越岭，用了三天的时间，经过永顺县城到达大庸，再坐船到常德。李烛尘在学校里参加了湘江学会，和林伯渠发起组织的新知学社。他阅读进步书刊，和同学纵谈国事。面对外强的入侵和国弱民穷的现实，他产生了“富国强兵”的想法，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开始改学理化。

　　1908年，李烛尘在常德西路师范学堂毕业考试为第一名，按照清朝学制，前三名可以为举人。1909年李烛尘到了北京准备参加会试，到北京后才知道科举考试废除了。于是，他陆续游历了天津、上海、南京、长沙。1910年，到长沙实科中学任教。1911年回到常德西路师范学堂任教。

　　1912年，经过考试，李烛尘获取了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到日本学习一年日语后，考取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主攻电气化学，钻研“空中取氮” 的理论和技术，并成了他一生的志向。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能工作，迈入高龄的李烛尘便在家里继续研究这个课题。在日本，他刻苦学习，节假日到工厂参观，同时考察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等情况，颇得导师的赞赏。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有日本不仅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而且还增加筑路通商的新特权；日本享有在东北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工商、土地、路矿、顾问、借款的特权；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和南满、安奉两路的期限为99年等。这卖国的不平等条约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在日本社会，则掀起了反华的浪潮。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受到歧视和排挤。

　　在李烛尘毕业前夕，一位教化学的老师请他吃饭。李烛尘刚吃了一口菜，嘴就有张不开的感觉——这菜咸急了。这位“老师”站起来讥笑地说：“今天这菜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你多吃点儿，你回国后，就吃不到盐了。”李烛尘气愤地说：“到时候我请你白吃三年。” 说完迈开大步走了。这事给李烛尘极大的刺激，也更坚定了他“科学救国” 、“实业救国”的思想。

　　1918年，李烛尘完成学业后回国，途经朝鲜、大连。他实地考察了当地的化学工业。到北京后住在永靖公馆里，他一边寻找合适的工作，一边写成了《盐与工业之关系》，发表在《盐政杂志》上。文章提出要以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制硷工业，改变单一制盐的状况。《盐政杂志》主编景本白认为他的见解很有见地，约见李烛尘，并给范旭东写了一封信，推荐李烛尘。这时驻上海的美孚石油公司派人到北京，想请李烛尘当买办，并承诺给他高薪。李烛尘认为这不符合他“实业救国”的初衷，谢绝后到天津找范旭东去了。

　　范旭东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创始人、奠基人，他1914年集资50000银元在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任总经理，1915年兴建久大精盐厂。1917年又在天津成立了永利制硷公司，周作民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决定在塘沽创办永利制硷厂。

　　李烛尘和范旭东见面后非常高兴，认为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路人，可以一起为“实业救国”而奋斗。李烛尘开始任久大精盐厂技师，继而任厂长。

　　李烛尘不仅是化工方面的专家，而且是经营管理方面的智者。他任厂长后不久，就向范旭东提出了 “工商并举，科研并进，分文必争，分秒必争” 的经营方针。范旭东高兴地回应：“你还有什么建议都一起拿出来吧！”

　　李烛尘在组织管理上也下了一番工夫，陆续向范旭东提出了许多建议。范旭东高兴地说：“以后就不用和我商量了。”

　　李烛尘认为：大企业要有大企业的管理制度。他首先建立了严格的领料审批制度，改变了以前谁都可以批条子领料的状况。随后又盖起了仓库，他说：“经费紧张也要盖仓库，既能保护财产，又便于管理，领料要有手续，进库、出库手续要健全，要严格登记。”

　　在范旭东的支持下，李烛尘召集全厂科室负责人研究制订科室计划、制度，以及科室之间的协作关系。这样就减少了扯皮现象，改变了以前管理混乱和职责不清的状况。之后，李烛尘一鼓作气，制订了全厂的各种规章制度，使全厂的工作处处有章可循。不久就提高了产量，还增加了品种，生产出肥皂、牙粉等生活日用品，精盐厂发展到4个。

　　推销精盐是件困难的事情。当时食惯了粗盐的百姓不认精盐，认为精盐不如粗盐好，也不如粗盐咸，因此久大盐场生产的精盐大量积压。严重影响了企业资金的周转。

　　李烛尘想方设法在报纸上、街头上大做广告，宣传精盐所含的成分对人体的好处，宣传精盐的卫生标准。针对有人说精盐不如粗盐咸，他作出出小包装请人免费品尝、试用。

　　1919年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督办。李烛尘千方百计地打通关系，取得了梁启超的支持和帮助。随后，李烛尘奔走于山东、上海、武汉和江淮流域的其它城市，委托一些代销商经销久大盐场的精盐，从而很快占领了市场。把武汉，李烛尘还许以优惠的条件， 把18家经销商组织起来，成立了武汉盐业公会，实现了精盐联营。

　　1921年李烛尘任永利碱厂经营管理部部长，后任厂长兼管久大厂务。1922年，侯德榜从美国学成后回国到永利硷厂工作。经范旭东提议，李烛尘、侯德榜轮流值年担任永利硷厂厂长。

　　侯德榜是世界著名的化工专家，他发明的“候氏制减法”在世界范围内广为应用。他荣膺英国皇家学会荣誉会员、美国化学工程学会荣誉会员、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终身荣誉会员，是世界有名的工程化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化工部副部长、民建中央常委等职。

　　1922年，李烛尘建议范旭东创办化学工业研究社。他说：“化工需要人才。大学生也是人才，但没有经验。我们办个研究社，培养自己的化工高级人才。”当时公司资金相当紧张，但正好说到范旭东的心坎上。他一改平日的斯文，大声地说：“办！就是当掉裤子也要办。”于是，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诞生了。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前身是久大盐场的研究室。李烛尘到久大后就非常重视这个研究室，不但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而且在工作上给予指导，更在人员上给予调剂。使这个小小的研究室发展很快，到1920年，它已发展成为一个新型的、有相当规模和分工的化学研究室，下面分设化学研究室、工业化学研究室、动力室、图书馆等机构。1922年夏天，这个研究室和工厂分开，成为独立的科研机构。

　　1922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正式成立，李烛尘推荐孙学悟（颖川）任社长，李烛尘任董事。李烛尘强调“黄海”要出成果、出人才，他说：“事业的基础是人才” ，他的人才观是“培养人才、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至此，永（永利硷厂）、久（久大硷厂）、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企业集团产生了。这是我国最早的集生产、销售、科研为一体的化工集团，也是当时东方最大的化工企业集团。

　　1922年，李烛尘协助范旭东以80万元得标，买下山东永裕盐业公司。范旭东任总经理，李烛尘为董事。

　　1921年5月1日至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李烛尘、陈调甫极力向范旭东建议在工厂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随即，久大盐场、永利碱厂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李烛尘还建议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工人生活水平。为此兴建职工食堂、职工医院、职工宿舍，举办工人文化补习班，办职工夜校。这些建议不仅都得到了落实，而且办的很好，李烛尘还亲自到夜校给工人上课。

　　李烛尘作为厂长，处处以身作则，办事公道，待人和气，被尊称为“李老太爷”。他常说：“一个人对对方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就应该首先问问自己，在自己身上受得了受不了。”

　　1924年，经范旭东提议，永利公司赠给李烛尘股份5000元。李烛尘从此成为永利公司股东，进入永利公司董事会。这5000元股份，李烛尘一分也没有拿，1955年1月1日，公私合营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成立后，李烛尘连股带息全部上缴给了国家。

　　1924年8月13日，永利硷厂正式出硷，但生产出来的硷不是白色，而是黑白相间，产品不合格。范旭东和李烛尘、侯德榜大吃一惊。这时永利硷厂已经耗资200多万银元，超过资本的五六倍，不合格的产品给股东们极大打击。在股东会上，有的股东提出撤消侯德榜总工程师的职务。范旭东不仅坚决反对，而且斩钉截铁地说：“谁也不许干扰侯先生的工作。”当提出增加投资的问题时，谁也不愿意再增加资本，多采取观望的态度。

　　李烛尘在股东会上不仅支持范旭东的意见，而且说：“主要责任不在侯德榜总工程师，应该由我负。至于资金，可以从久大盐场抽出资金支持永利碱厂。”

　　试验继续进行了。李烛尘大胆支持青年技术员张佐华、刘养轩找出失败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李烛尘、侯德榜和青年技术员一条管道一条管道地观察，一部机器一部机器地测定，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协调。最后提出，高压塔里的碳酸气压不够，需要提高空压机的转速。他们把这个想法提到厂务会上讨论，许多人不同意，李烛尘果断地说：“如果出现问题我承担责任。”

　　到了1825年3月，四口干燥锅也烧坏了，这是主要设备，又是从美国买来的。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没有气馁，他们一边继续向金诚银行贷款，一边寻找原因。发现干燥锅是生铁和熟铁合成的，质量不过关。范旭东、李烛尘立即指派侯德榜和美国专家李佐华（GiImerT.Lee）到美国解决干燥锅的问题。

　　李佐华是1921年到永利碱厂工作的，他有一个外号叫“石灰窑” ，是石灰窑方面的专家。他改石灰窑自然通风为机器鼓风，促进了燃烧过程；另外设计了一个更大的石灰窑，用自动的旋转机出灰，大大的提高了效能；加大了吸氨塔的冷却面积，增加了一系列室外冷却管；扩大了蒸氨塔的溢流管。李佐华是引进的美国专家，他在永利碱厂大胆地进行了7项改革，最重要的是自行设计了干燥锅。

　　李佐华设计的旋转型的干燥锅，不用铆钉，全部用电焊。当时国内还不能制作，李佐华和候德榜到美国制作。

　　新型的干燥锅运到塘沽永利碱厂后，经过紧张地调试，开始试制产品，但是成品是红色的，不合格。李佐华认为是铁的机器同碳酸钠接触，产生了铁锈，使产品成了红色，他建议在加入少量的硫化钠。

　　在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李佐华等人的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下，又经过紧张地调试，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在1926年6月29日成功地用苏尔维法制造出碳酸纳含量在90%以上的洁白的“红三角”牌纯碱，并在1926年8月于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永利碱厂自生产后，产量一直上升。1926年年产量4504吨，到1936年年产纯碱30000多吨，市场占有份额达到了60%。不仅打破了“洋碱”一统市场的局面，而且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旧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必须和外国资本的侵入做斗争，永利碱厂也不例外。

　　世界碱业巨头英国卜内门公司资本雄厚、组织庞大、技术力量充实，是当时世界上三大碱业公司之首。美国杜邦公司、法国法本公司虽然也是碱业巨头，但从那个方面也比不上英国卜内门公司 。1913年我国进口洋碱为488255担，其中英国洋碱占了87.81%；1915年我国进口洋碱为481148担，其中英国洋碱占了89.78%。当时中国成了英国碱业销售大国，英国垄断了我国的碱业市场。英商看到我国民族制碱工业的崛起，怎肯甘休，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妄图使永利碱厂消失。

　　在北洋政府袁世凯主政时，曾经和以英国为首的五国银行成立善后借款，总计2500万英镑，年息5%，以我国的全部盐税作抵押。为此在北洋军阀政府财政部内设置了盐务署，盐务署署长称总办。盐务署下设盐务稽核所，主持盐务税收，稽核所头目称会办，由英国人担任，第一个会办是英国人丁恩，有关盐税的增减，稽核所有决定权。

　　卜内门看到永利碱厂即将出碱时，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和驻华使节支使丁恩突然提出我国的工业用盐每担要纳税2角。制每担碱要用2担盐，这等于每担碱增加成本4角。相反英国工业在我国用盐反而不交税。被殖民者的命运就总是要任人宰割！英国人颇擅此道。

　　范旭东、李烛尘多次向财政部盐务署争取减免盐税，经过斗争，财政部同意永利碱厂暂免一年的盐税。而后在国人的支持下，上海《大公报》（英文版）又详细地报道了这件事情的始末，破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最后才将永利碱厂的盐税减免30年。

　　1925年，英国卜内门伦敦总行尼可逊（N1choI.son）到中国来，托人拜访范旭东，表示愿意合作，并希望会谈，地点由范旭东定。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等商量：“我方资金和技术都很困难，如果生硬拒绝可能带来更多的麻烦，不如在谈判时委婉拒绝。”

　　谈判在大连进行，范旭东以“公司注册章程规定公司股东仅限于中华民国国籍的人，没有办法变通。否则牵动政府给我们的特权。而且以前从来没有过。”谈判没有达到英国人的目的，卜内门公司使出了杀手锏——每三个月将他们的洋碱降价一次。在1926年至1927年间，一直降到原价的40%。当时永利碱厂每担售价银圆6元6角，在卜内门的压力下，不得已降到4元2角，公司陷入极大的困境。

　　范旭东、李烛尘等千方百计地稳住国内市场的同时，利用他们在日本留学时的关系和影响，就与三井财团驻天津行协商，允许他们在日本代销永利碱厂的纯碱。这时三井财团和三菱财团竞争激烈，三菱财团有纯碱销售，而三井财团没有生产纯碱。这样三井财团很快就同意了，合同规定代销一年，价钱由永利碱厂定。

　　卜内门看压价搞不动永利碱厂，这时他们的损失也很大，就主动找到范旭东，言明不在降价销售。而且说他们以后要调整碱价必先和永利协商。最后他们还和永利达成协议，在三井财团合同期满后，由卜内门在日本代销永利纯碱。

　　李烛尘和范旭东、侯德榜以不屈的民族气节，抵住了帝国主义侵略资本的强大压力，保住了新生的起步不低的民族化工业。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成立后，又和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厂联合成立了“海王社” ，1928年开始出版《海王》旬刊。刊物为什么定名为“海王”呢？李烛尘说：“我们的事业靠海起家，最初就是在塘沽用海水晒盐、煮盐，有时干脆叫煮海。后来以盐制碱，两担盐制一担碱，这都离不开大海啊！大海浩瀚无边，我们的事业前途也是无限的，‘黄海’是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厂的大脑，《海王 》是我们的喉舌。”

　　李烛尘非常重视《海王》旬刊，要让《海王》真正起到“互通消息，联络感情”的作用，要做到“永、久、黄”企业团体的精神支柱。他不仅在经费上支持《海王》，还经常撰写文章宣传“永、久、黄”的精神，谈自己对“实业救国”的看法，同时传播科学知识。其中发表的文章有《新组织之意义及其厉行》、《技术员在管理上之重要性》、《日本人不认识中国人，中国人应该认识日本和自己》、《我的黄海观》等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

　　李烛尘从日本回国后，就在塘沽一心一意地搞化工事业，很少回湖南老家省亲。他的妻子郁菊花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一人挑起家中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她照顾老人，抚育子女。李烛尘父母先后病故时都是她一人料理后事。就连娶儿媳妇聘闺女也不让李烛尘操心。李烛尘也有几次想接她到塘沽，因家中有老人，终未成行。一直到1931年50岁时，她才来到塘沽与李烛尘团聚。

　　1931年秋，南京政府实业部成立了硫酸制造委员会，准备利用空气中的氮提取无机盐。限于资金和技术，实业部想和英商卜内门公司、德国霭奇公司协商合办。但是对方都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谈判一直延续到1934年也没有结果。范旭东主动承担下承建硫酸厂的任务。为了筹集办厂资金，范旭东、李烛尘多次给国民政府财政部、实业部上书请求支持，但是拖来拖去也没有下文。为此，在

　　1934年，永利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决定将永利制硷公司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同时决定范旭东任总经理，李烛尘任副总经理，协助范旭东在南京六合县卸甲甸筹建南京永利制酸厂，又任命了侯德榜为总工程师。

　　李烛尘往返于天津、塘沽、青岛、南京之间，紧张得连回家的时间也抽不出来。就在硫酸厂紧张筹建中，妻子郁菊花得了一种类似中风的病，由于在塘沽医治无效，李烛尘又忙于厂务，拖了几个月才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开始医治时大又起色，但后来病情出现反复，又并发了支气管哮喘，于1934年10月8日与世长辞。李烛尘悲痛万分，深感有负于妻子，他痛呼“汝别我而去，呜呼！一世夫妻，如此结局！自今以往，我将何以为生。”

　　为了照顾李烛尘的生活，二儿子李文奎在1935年把郁菊花的妹妹郁素文从家乡接到塘沽，帮助料理家务。郁素文小时侯进过私塾堂，读过《论语》、《劝学》、《女儿经》等书籍，是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相处几年后，郁素文对李烛尘的人品有了了解，有了爱慕之心，而李烛尘对郁素文也有了感情。他们在朋友的说合下，于1937年10月10日举行了婚礼。郁素文和姐姐一样，全力担负起照顾家务和李烛尘的生活，不仅如此，郁素文和李烛尘的几个孩子相处得也很好。

　　1936年，李烛尘和范旭东、侯德榜在广泛征求员工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永久黄”企业团体的四大信条：（1）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2）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3）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4）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莫大光荣。这表明了他们为发展祖国化工事业的事业心。

　　经过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等人的不懈奋斗。到1937年，远东最大的设备与工艺相当先进的制酸厂正式投产。这在我国的化学工业史上竖起了一坐新的里程碑，它意味着中国重化工的建设水平跟上了世界先进的步伐。只可惜抗日战争爆发，南京迅速失守。已能生产硝氨炸药的永利制酸厂的机器设备，被日本人整体抢夺到日本本土，安装生产，支持其侵略战争……

　　在庆祝成功的大会上，范旭东幽默地说：“我的衣服都宽大了……”李烛尘、侯德榜等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化工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才。因此，李烛尘向范旭东建议久大、永利两厂联合成立艺徒班，李烛尘还亲自到一些职业学校、高级中学选拔学生。艺徒班招收了30多名学生，主要来自河北、山东、湖南，年龄在十五六岁。1934年艺徒班开课了，学生们白天在工厂实习8小时，晚上上3小时课程。他们边学边干，既重理论又重实践。李烛尘、侯德榜等一批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亲自授课。后来许多学生成为骨干，成为工程师、总工程师。

　　“永、久、黄”企业非常重视、信任、培养、结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新中国成立后，“永、久、黄”企业的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担任共和国部长的1人，副部长的2人，院、所、厂、司、局长的有9个，任总工程师的十几个，任工程师的几十个。周总理赞赏地说：“永利是个技术篓子”。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李烛尘认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实业救国”的路是走不大通的，因而逐渐地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