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烛尘是我国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忠贞的爱国者，实业界代表人物，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和我国民族工商业家的楷模。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都是湖南人，所以毛泽东多次说李烛尘是“我的这位湖南同乡。” 但是，他们之间的朋友、挚友、诤友关系，决不是因为同乡关系，而是在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由相识到相知，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发展形成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李烛尘与范旭东、侯德榜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苦心经营并发展成为在亚洲规模最大的“永（永利碱厂）、久（久大盐场）、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企业由塘沽迁到四川，在内地重建化学工业基地，并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李烛尘任主任。在重庆，李烛尘和周恩来经常往来，逐渐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了解和认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李烛尘被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感动，在重庆《大公报》、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欢迎毛泽东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赴重庆谈判。9月17日，李烛尘应邀参加毛泽东在重庆“桂园”举行的招待会。会上，毛泽东阐述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着重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国家独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我们对民族资本家是当成朋友的。”

　　李烛尘较早地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毛泽东的一席话，更坚定了他的勇气和决心。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向走在最后的范旭东提出：“如果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范先生可否出任经济部部长？”范旭东诚恳地回答：“我只能办实业，作不了官。不过我可以向你推荐李烛尘，他不仅是技术专家、实业家，而且还是经济管理专家，适宜当经济部部长。”

　　毛泽东问周恩来：“我的这位湖南同乡怎么样啊？”周恩来满意地说：“很进步，很有胆识。”就这样，毛泽东把这位湖南老乡牢牢地记在心里，就在他离开重庆前几天，特意请李烛尘共进午餐。

　　重庆辣子比湖南辣子多了一点麻味，添一点辣酒，再加上湖南乡音，倍感亲切。席间，毛泽东再次阐明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李烛尘也毫不隐讳，坦诚直言：“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确实可信可行。不过，我的政治态度同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是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

　　毛泽东见李烛尘这样直率非常高兴，说：“这么大的国家，应该允许不同主张、不同观点存在，搞独裁是行不通的。”

　　李烛尘马上接着说：“要是国共两党组建联合政府，应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改善民生，首先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希望采取‘国农民工’的建国之策。政府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扶持发展中国落后的农业，而工业则不妨交给已有一定力量、一定规模的民族工商业者来兴办，这样工业、农业不就可以兼顾了吗？”

　　毛泽东说：“有道理。李先生和范先生创办近代化学工业，对国家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的。”

　　李烛尘长子李文采早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正在重庆，见父亲回来，就问印象如何？李烛尘发自内心地说：“毛泽东是炉火纯青，伟大的政治家。”自此，他们成为朋友、挚友和诤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底，李烛尘收到一封由中共地下党员交来的一封密信，急忙拆开，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信，信中毛泽东阐述了中共“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诚恳地邀请他参加新政协，希望他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李烛尘认认真真地读了好几遍，他感谢毛泽东的信任，从中也受到教育和鼓舞。1948年9月20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中央关于邀请平津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新政协给华北局的指示》的名单中有“产业界李烛尘”。在党的影响下，李烛尘带领天津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之前，李烛尘曾劝降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虽然没有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和瓦解了敌人的士气。即而，李烛尘成功地劝降了警察局局长李汉元。天津解放之际，李汉元起义，完整地保存了警察局的档案和财产，保护了被捕的同志。

　　1949年9月21日，李烛尘作为产业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30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自此，他和毛泽东在工作上的接触多了，交换意见、看法的机会多了，从而在思想上、工作上，获得了很大教益和帮助，而李烛尘也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1950年，毛泽东参观华北地区城乡物资交流会，以及1952年视察黄河、1955年视察西北，都邀请李烛尘同行。

　　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以后，我国工商界中崇美、亲美、恐美思想相当严重。李烛尘以“国家兴亡，匹夫有则”的精神，多次在报告会、座谈会上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宣传中朝人民必胜。1950年11月30日，民建天津市分会、市工商联组织4万多工商业者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已69岁高龄的李烛尘，担任大会总指挥，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大会上，李烛尘代表天津工商界致电毛泽东主席：“今天我们又举行四万余人的示威大游行，告诉美帝，我们已经认清了它的侵略本质，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对天津工商界这一爱国行动予以高度评价，12月2日复电李烛尘等天津工商界人士：“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是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在天津工商界的带动下，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了示威大游行，并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高潮，李烛尘还赠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每人一个水杯，以表示对志愿军的热爱。

　　1950年冬，毛泽东视察途中经过天津，专门到李烛尘家中拜访。他们回忆了在重庆见面的情况，都记忆犹新。毛泽东说：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已经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希望广大工商业者按照《共同纲领》的精神，遵守政府法令，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只要是有利于国民生计的事业，我们都是鼓励和支持。李烛尘向毛泽东汇报了1950年8月28日，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他代表“永、久、黄”企业团体向中央财经委员会申请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的经过。毛泽东说：这在少数先进分子中是可行的，但对大多数工商业者仍提倡走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你们要很好地总结经验。谈话中，李烛尘还汇报了天津市工商联、民建天津市分会先后成立。毛泽东指示：这两个组织要协助党和国家做好工作，你们这些先进分子要起骨干、带头、模范作用。

　　在李烛尘的积极地申请下，经过清产核资、协商人事安排、处理债权债务、核定股息等细致的工作，“永、久、黄”企业团体的各个企业在1952年以后先后公私合营，李烛尘任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董事长，侯德榜任总经理。谈起公私合营，李烛尘颇有感慨，1951年他在天津工商界多次说：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他亲身经历的总结，也是他的方向。1955年1月15日，他在《天津日报》发表文章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同年11月，他代表天津工商界在中南海亲手向毛泽东献上一面用金线绣的锦旗，上款是“敬献给毛主席”，中间6个大字“听您话，跟党走”，下款署“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这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工商界中作为座右铭的“听、跟、走”的由来，也是李烛尘思想的真实写照。

　　1953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李烛尘深入到天津市民建、工商联基层广为宣传：“我们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得认识共产党的理想和作风。古人云‘一夫不获是余之辜’，如果天下还有一个人不能温饱共产党是不会安心的，我认为这就是共产党的理想。毛泽东向我们说，‘在各种条件具备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安静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我认为这就是共产党的作风。”他坚信“爱国主义一定会指引我们走向社会主义。”他还说：“所谓人人幸福，就是人人在发展生产力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共产党抱着慈航普渡的精神，引导人们走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也要“与全国人民同登社会主义彼岸。”

　　1954年4月23日，毛泽东到天津视察时，也视察了永利硷厂，充分肯定了永利硷厂公私合营后的巨大变化，希望李烛尘起骨干作用，更好地做好工商界的工作，积极贯彻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随后，李烛尘陪同毛泽东参观了大沽炮台遗址。

　　1955年10月27日、29日毛泽东邀集民建、工商联领导人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分别在中南海颐年堂、怀仁堂座谈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系统地阐明了中共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他希望工商业者：“要安下心来，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前途，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才可以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毛泽东还说：“对资本家进行安排，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他还希望：“在工商界里面，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这些人比其他的人要觉悟一些，经过他们去教育其他的人。”

　　李烛尘表示：工商界也要掀起一个改造高潮，加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毛泽东委婉地批评：你那样搞太厉害了，太急了。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 序、有步骤地进行。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话虽这么说，但我国的对资改造还是快了、急了。

　　毛泽东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怀疑和顾虑，有力地稳定了他们动荡不安的情绪，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10月29日那天，李烛尘向毛泽东表示，要积极推动民建会、工商联的会员搞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

　　李烛尘回天津后，立即传达毛泽东的指示。1956年1月7日，天津市工商界参加资本主义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队成立，他任总队长。起到了骨干作用。1956年底，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李烛尘非常敬重毛泽东，毛泽东也器重李烛尘。1953年3月初，毛泽东指示李烛尘对中国工业的现状作一次深入地调查研究，然后提出建议。

　　李烛尘迅速地行动起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深入调查了天津市40多家大、中、小工厂，4月19日写了一封长达5000多字的汇报信，信中分“各种工业发展状况”、“一般私营工厂家的思想状况”、“已经发展起来的各种工业如何使他们能为国家服务”、“如何解决工商界存在的问题”等6个方面的情况和建议。信中特别强调“民主改革”，认为新的生产关系要应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尽可能消除家长制作风，并尽可能给生产者以社会生活保障。信中提出改进企业管理的意见，同时提出不要搞重复建设。

　　李烛尘在信中大胆提出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应由国家成立企托公司，或由人民银行成立企托部。这实际上提出了由国家对市场要进行宏观调控。
李烛尘在给毛泽东的汇报信中没有什么客套话，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从第二天他又给毛泽东的信中可以看出：“边想边写，写了五个钟头，尚有零星事要写，因为头有点发涨就住笔了，字有些潦草，词句也有生硬，请谅查，并请指示。”从这封解释汇报信的写作过程来看，李烛尘是秉笔直书坦诚相见了。

　　4月21日毛泽东复信李烛尘，同样没有客套，直称“烛尘先生”，信中写到：“4月19日及20日来信受到，阅悉，甚谢。你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你的建议对于解决现存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我已将你的信转给许多有关同志去看了。”

　　1953年4月20日，李烛尘接到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通知，他感到很不安。21日晨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诚恳地提出：“任命我为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我实在是思想上有些不安。” 、“来华北行政委员会只能说学习从政，对国家是没有多少贡献的。加上本公司的烂摊子尚未安排好，更是一心挂几头。”信中提出“是不是应该少肩负像华北行政委员会这样重要职务为好。”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封信，但他不完全同意李烛尘的意见，他有更深、更远、更多的考虑。4月26日，毛泽东回信委婉地劝导：“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李烛尘接到信后，反复看了几遍，认为毛泽东说的有道理，没有再推辞。

　　1953年8月，毛泽东单独约见李烛尘，毛泽东说：有几位先驱不能忘，讲钢铁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航运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讲纺织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李烛尘对毛泽东尊重历史，科学评价人物的精神感动了，说：“主席的论断精辟。”

　　1956年，毛泽东约李烛尘谈话时说：“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要成立一个食品工业部，请你出任这个部的部长，还要听听你的意见。”李烛尘表示：“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我很感激，交我这么重大的任务，恐不能胜任。”毛泽东说：“1945年在重庆时，范旭东先生就推荐过你。况且，民以食为天，你对人民生活很关心，这件大事请你办是合适的，不要推辞了。”

　　李烛尘真诚地说：“我真的怕误事，要不我就试试看！” 毛泽东笑着说：“你肯定能办好！”

　　经毛泽东力荐，1956年5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决定成立食品工业部，任命74岁的李烛尘为部长。1958年2月11日，食品工业部和轻工业部合并为轻工业部，李烛尘任部长。1965年2月21日，轻工业部改为第一轻工业部，李烛尘任部长。

　　李烛尘在任部长12年，还兼任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工作繁忙。但他不顾高龄，深入实地，大搞调查研究，北上黑龙江，南下海南，东临黄海，西去新疆，为我国食品、轻工业的发展提出许多建议，得到贯彻和实施。更为可贵的是，他根据看到和了解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想法、意见，都能如实向毛泽东反映。

　　1956年，李烛尘到海南视察，看到当地的橡胶产量非常低，回北京后，就向有关部门建议引进华侨资本、技术、人才的建议，他说；“我国散居南洋一带的华侨，有种植橡胶技术的人才颇多，并也有相当财力，如何由政府根据两利的精神，订出奖励华侨私人投资合营，共同开发这一项富源，争取在不长时间内做到橡胶生产能够自给。”他又指出：“由政府统一规划，以号召南洋一带有经验有财力的华侨归国经营，给予信任，赋予一定的权限，是比我们这些外行的行政人员去搞，要事半功倍。”而后又向毛泽东当面做了汇报，毛泽东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李烛尘一面与广东省联系，一面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引进，同时由国家投资兴办橡胶园，这样我国的橡胶生产向前迈了一大步。经李烛尘决定，又先后从土耳其引进了香料烟、从捷克斯洛伐克引进了制糖新技术，聘请了波兰的甜菜育种专家。

　　在1957年，李烛尘提出引进问题，并提出由内行的人去搞“是比我们这些外行的行政人员去搞，要事半功倍。”的观点，是有远见卓识的，也要有勇气和胆量的。

　　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中，李烛尘对许多学有专长的爱国知识分子被化为“右派”有些不解，他向党组织提出自己的看法，还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意见。这次毛泽东没有回信。如果说李烛尘对反右扩大化不能理解，那么他对1959年批判彭得怀“反党集团”就持有异议了。他认为：人家提出对“大跃进”的看法，就是有批评意见也是善意的，不应该定为“反党集团”。而且他结合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异议。

　　在1958年的“大跃进”的高潮中，有人郑重地向李烛尘报告：要在稻田里的地埂上开无轨电车。他吃了一惊，怎么这么不讲科学。回家后，问他李文采：“怎么？你们共产党也讲起假话来了？”他又无不忧虑地说：“为什么有那么多共产党人讲假话？”

　　为了了解“大跃进”的情况和问题，1958年10月，李烛尘回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进行考察。这里是他的故乡，便于了解真实情况。回北京后，在他写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视察报告》里肯定了成绩，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治州对煤、铁、铜等矿产资源“应在国家的安排下进行”，不要乱开乱挖。他还对“砍伐草木，开山种地”的情况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做“水土不能保持，更毁坏山林，减少自然财富，失去大自然之美。”其实，早在1950年李烛尘就认为我国应该大搞绿化，植树造林。为此他还写了一首白话诗，诗中道：“古人言十年树木，这真是当前急务。”1954年他当面向毛泽东陈述了这个意见，并把这首诗送给毛泽东。

　　尽管李烛尘对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有过不同意见， 但是毛泽东还是相信李烛尘，相信他是“坚定地跟共产党走的”，所以在政治上一直对他采取保护的政策，即使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李烛尘也没有受到冲击。毛泽东第一、二次 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李烛尘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随同接见。